这种不安分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出人头地的功利欲望，或者说不完全是一种“理智的计算”。如果说对刘黑闼来讲，再次起兵更多的是为了摆脱一亩三分地的束缚，重新争取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的话，那么对高开道和徐圆朗来说，这种灵魂的不安分则显得更为典型。因为随着他们在李唐政权中身份和地位的提升，再次造反的成本也随之提高了，再也不像第一次造反那样——唯一的成本就是贱命一条；换句话说，他们需要顾虑的东西比以前多得多。因此，倘若纯粹出于理智计算的话，他们未必会步刘黑闼之后尘。由此可见，促使他们再度起兵的原因除了现实利益的计算之外，或许还有一种不断打破现状、努力寻求改变的“生命的冲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当然，这种所谓的“自我实现”对他们本人来讲可能是模糊的、不自觉的，它更多地只是表现为一种躁动不安的生命能量。但这却是一种推动他们不断往前走的强大的能量。质而言之，不管是不愿当“农民”，还是不愿当“总管”，这种“灵魂深处的不安分”都是这群人身上共有的标识，也是他们最根本的生命动能。
换句话说，他们的人生价值不会在某个最后的归宿地凝固下来，他们更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在不断突破现状的过程中一刻不停地绽放和燃烧。
这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状态。
对他们而言，过程本身也许要远比结果更富有意义。他们“总是燃烧，燃烧，燃烧，就像传说中那些闪着蓝色幽光的罗马蜡烛一样……”（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1 
eetop公众号
创芯大讲堂
创芯人才网